1952年秋，新中国刚满三岁。国家百废待兴，黄河治理、农业生产，每件都是头等大事，关系着亿万百姓的温饱。
就在这时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看似悄无声息地，开始了对山东、河南的秘密考察。这趟行程，远不止休养那么简单。
在济南，毛泽东视察了黄河大坝。当他得知河床竟高出济南城地面六七米时，眉宇间流露出深深的忧虑。
那时，他心中已初步勾勒出“南水北调”的宏伟设想，那可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大工程。
在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陪同下，他凭吊了济南英雄山烈士，思绪万千。
行程中，许世友将军无意中提了一句，毛泽东随即决定，下一站去曲阜，看孔庙。
前往曲阜的专列上，气氛轻松又带着求知欲。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向随行的许世友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人，细致讲述了曲阜的来龙去脉。
从远古神农、少昊，到奄国，再到鲁国建都，一段段历史在他口中鲜活起来。这番讲解，既是铺垫，也展现了他深厚的历史功底。
圣庙里来了个考官
10月28日，一行人抵达了曲阜。在孔庙那庄严肃穆的大成殿前，毛泽东突然抛出了一个问题：“我考考你们，孔子姓什么？”
这个问题一出，原本凝重的气氛瞬间被打破。随行的人都愣住了，面面相觑，一时语塞。
这问题听着简单，但结合提问者的身份和场合，大家都不敢贸然作答。
许世友将军率先打破了沉默，他试探着，也带着一丝普遍认知下的肯定，说道：“孔子姓孔嘛！”
这确实是多数人的第一反应。毕竟，“孔”这个字，早已和这位圣人符号化地绑定在了一起。
毛泽东听罢，微微一笑，随即否认了这个答案。他揭示了孔子的真实祖姓是“子”。
他耐心讲解，孔子本是商朝王室后裔，祖姓“子”。后来家族被分封到宋国，成为公族。
他的远祖弗父何曾让位，导致家族地位有所下降。毛泽东进而解释了春秋时期“姓”与“氏”的区别。
“姓”更多是血缘的标志，源于母系；而“氏”则多因功勋、封地而来，贵族男子常以“氏”相称。
所以，“孔”是孔子的“氏”，而非他的“姓”。毛泽东此举，并非只为普及历史知识。
他更像是在提醒大家，不要把孔子当成一个固化的符号，而要还原他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。
名字背后的大道理
在孔庙的行程中，毛泽东还遇到了接待他们的曲阜县长孔子玉。这位县长，恰是孔子的第七十二代孙，还参加过抗美援朝。
毛泽东以他那洞察秋毫的眼力，直接指出：“你这个名字‘子玉’，似乎不符合孔氏家族的辈分排行吧？”
要知道，孔氏家族的“行辈”谱系，自明代起便由皇帝赐字，有着官方和宗法双重权威。
孔子玉听后，没有丝毫隐瞒，坦诚地解释起来。他原名孔宪彬，“宪”字正是他这一辈的行辈字。
但他为了摆脱旧有的封建束缚，追求思想上的解放，便毅然改名为“子玉”。
毛泽东听完，赞许地点了点头。这不只是一次关于姓名的小对话，它更象征着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。
一个孔氏后人，在受到新思想熏陶并参与过革命战争后，敢于打破祖宗之法。
而毛泽东的赞许，无疑是对这种打破传统、追求解放精神的极大肯定。这其中蕴含着对个人选择和时代进步的深层认同。
伟人眼里的孔夫子
毛泽东在孔庙的这一问，以及他与孔子后人的交流，其实是其对待孔子及儒家文化复杂态度的缩影。
他并非简单地全盘接受或彻底否定，而是持有清晰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。
一方面，他高度肯定孔子作为教育家、思想家的历史贡献。他赞扬孔子“有教无类”的教育理念。
在革命和工作中，他也常引用《论语》里的名言，比如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，用以佐证他的观点。
可见，他对孔子思想中积极向上的部分，是心存推崇和借鉴的。
然而，另一方面，毛泽东对孔子思想中的局限性，批判起来也毫不留情。
他曾批评性地引用“朽木不可雕也”，显然不认同那种认为有些人无可救药的论调。
他还对“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的说法提出过质疑。他认为，犯错与年龄无关，即便是七十岁也可能逾矩。
这种直接而犀利的批判，显示了他对传统文化并非照单全收，而是带着审视和思辨的眼光。
姓氏之外的深意
毛泽东在曲阜孔庙的这一“考问”，表面上普及了历史知识，实则更是对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一次深刻示范。
它不仅仅纠正了一个流传甚广的常识性错误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提醒人们以审视和思辨的态度去接近历史。
而不是盲目崇拜。孔子玉的改名和毛泽东的赞同，共同象征着新时代对旧传统的大胆扬弃与超越。
这背后，是新中国在探索如何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，如何在继承中寻求革新。
毛泽东给出了他的答案：既要尊重历史，也要勇于批判；既要取其精华，也要去其糟粕。
最终，孔子姓什么，已不再是关键。重要的是，我们以何种姿态去传承和革新我们的文化，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智慧，又如何勇敢地迈向充满未知却又充满希望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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